中國當代藝術圈最為推崇之經典書寫！
藝術史上第一本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經典文集，
全面記錄2000年起中國當代藝術與社會思潮發展歷程！

誰受矚目？誰正淡出？
誰把明日翻轉？誰讓舊時代變成一枚符號？

獲得2011年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CCAA）的《灰色的狂歡節》，作者朱朱以史家之眼，詩人之筆，寫下了2000年開始中國當代藝術逾越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既定的禮制與法典構成挑釁、嘲弄與顛覆，對這一時段之外的日常生活重新塑形──在那一場狂歡節，種種在中國藝術圈發生的失序與重整。

當狂歡過後，煙硝四散，嵌進朱朱的文字，留下無聲詰問。

近十年中國當代藝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以及市場化的影響，於國際上的地位日漸提升，形成國際市場熱點，藝術的發展更是處在蓬勃加速之中，並於北京奧運前夕達到最高峰。然喧囂過後，狂歡嘎然而止，金融海嘯沖刷下，帶來的是藝術市場和藝術家的恐慌與危機感。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迎來了一場資本與形式的狂歡，卻似乎也褪不去精神貧血的灰色底調。本書圍繞著這一外在環境與內在表達之間的雙重變奏，系統梳理了這十年的藝術創作和事件，介紹了參與其中的幾乎所有重要藝術家，收錄了近三百張作品圖片，包括繪畫、雕塑、影像、行為藝術等各種分類，，建構了一幅全面、深入的現世藝術景象。

如果讀者通過這本書領略到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輪廓線，並且窺見上世紀已經形成的思維與表達定勢如何被逐漸打破，歷史處在一個怎樣的轉換過程，以及一些真正出色的藝術家──無論他/她屬於那一種地域、年齡段或媒介方式──確實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評述，對我來說，會是莫大的安慰。── 朱朱

2000 到2009 年這十年是中國內外重新審視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時期，朱朱對此作出新穎而深刻的分析。這本書的出版非常及時，正值關於中國當代藝術正典受到熱議——誰受矚目？誰正淡出？誰塑就了這種藝術？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烏利‧希克，收藏家、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創始人

場景恢宏而不失細節刻畫，情感湧動而不乏批評立場。《灰色的狂歡節》深入至新千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與社會現場當中，向讀者提供了令人讚歎的觀察角度與信服的史學觀點。——董冰峰，2013年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得主

《灰色的狂歡節》第一段就緊緊的抓住了我，2000年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在朱朱筆下像一件件離奇的案件，而作者就是幫助我們梳理線索和解開謎底的福爾摩斯。——劉野，畫家

藝術寫作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絕對短板，當代藝術總是被放置在市場的單一評價裡，充滿江湖紛爭而缺少學術的梳理。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和真的花時間花心思去做這樣的事，在這個年代變得似乎不可為，從這個角度講，朱朱拿了一年的獎金花了兩年的時間寫這樣一本書，值得尊敬和珍視。——向京，雕塑家

本書特色

用藝術觀看中國當代社會思潮與政治：當代藝術是否具有絕對的自由？受制於中國特定的歷史與現實框架，政治環境對當代藝術有著怎樣的影響？本書不僅是對2000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描述，作者直言剖析藝術從政治－到個人－再到現實的歷程，也可說是另一種觀看中國的方法。
榮獲2011年 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中國當代藝術獎由瑞士收藏家烏利‧希克於1997年創辦。每兩年頒發一次，專門授予那些在藝術創作中表現優異才華的中國藝術家及藝術評論人，以表彰他們傑出的創作和評論。此獎項不僅是中國藝術界的一項機構大獎，同樣獲得國際藝術世界的關注。
客觀真實地還原了這十年的中國當代藝術現場：2000年到2009年這十年是中國內外重新審視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時期，這時期的中國當代藝術迎接了一場資本化與藝術形式的狂歡，但隨著高潮過去，商業光環不再，湧現的是內在精神貧血的灰色底調。面對這外在環境與內在表達的衝突變奏，作者深入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與社會當中，提出自己的觀察與分析。
本書不只是直言評論中國當代藝術，更深刻書寫中國當代藝術演進過程：作者以詩人獨有的文字底蘊，行文優雅而流暢，用專業的解讀、易懂的文字，把最難懂的當代藝術評論書寫得讓人看得懂，又有自己的見解，不論從形式或內容來看，都是一本到位的中國當代藝術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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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導論

新世紀的藝術不得不從一個噩耗開始，2000年1月1日，年僅四十五歲的張盛泉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寓所裡自縊身亡，他的這處寓所自1998年以後就不再允許他人進入，根據一位親歷現場的弔唁者的描述：屋裡塵土滿積、蛛網遍布、蟑螂遍地，牆上、木板上都畫上畫或題上格言，兩張舊桌子、一張堆滿書的鐵床，還有一把破舊的椅子。此外就是到處堆積的畫、雜物，以及十幾年沒有打掃過的生活垃圾。題在牆上的格言中有一條是：「藝術最後的結果──就是要不要保持生命的問題。因為藝術家的任何發現一但（旦）被人利用，哪怕被自己利用，它就失去了意義。」

作為一個從事行為藝術、繪畫和詩歌創作的藝術家，張盛泉並不算成功。他的一次行為創作是將從農貿集市上買來的雞蛋捏碎，讓蛋液從捧攏的掌心流淌下去，這似乎是在隱喻處於高壓之下的生命消逝的形態和過程。另一次，在拉薩，他計畫背負一隻羊過河之後再將牠當場屠宰，卻被另一位在場的藝術家勸阻了。這個計畫雖沒有實施，但是我們可以感知到其中所包含的殘酷悖論：幫助了一隻無法自己過河的羊，將牠引渡到河的對岸，然後再將牠殺死；藝術家在此想要演示的，恐怕是一種信仰的破產感，救贖並不存在，所謂救贖只不過是披著善之外衣的另一種暴力。

在一些評論家的眼中，張盛泉的自殺被視為他的最後一件行為藝術作品，溢美之辭接踵而來──死，還有什麼比死更驚心動魄的行為呢？還有什麼比死更極端、更純粹的藝術呢？在他們看來，張盛泉的自殺是一次足以媲美於魯道夫．史瓦茲特、克里斯．波頓和奧蘭的藝術事件。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張盛泉的自殺非但不應該被歸入藝術，而且應該視為他對藝術的絕望和抵制。通過他自殺前寫下的那段話，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對於當時的整個藝術與文化環境已經充滿了失望情緒，他眼中的藝術家們已經背離了初衷，轉而不顧一切地追求成功，已經沒有人再為內心的信仰而工作了；如果將那隻羊視為張盛泉本人的隱喻，那麼拉薩的河流就像一條新舊世紀的分界線。他拒絕進入新世紀，似乎是看透了過河之後的命運，對岸並非希望所在，那裡生命將不再作為真實的自己而存在，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將變得高於一切，藝術將從一種發自本能與內心的表達淪為一種策略化的表演。

暴力颶風

與張盛泉的自殺形成對照的是，在世紀之交的藝術圈中，刮起了一股暴力颶風。 1999年1月，吳美純、邱志杰在北京芍藥居公寓地下室策劃了「後感性：異形與妄想」展覽；2000年4月，栗憲庭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研究所策劃了「對傷害的迷戀」展覽；同月，顧振清在南京清涼山公園（長春則是展覽的另一站）策劃了「人．動物」展覽；11月，艾未未、馮博一在第三屆上海雙年展期間策劃了「不合作方式」（「Fuck Off」）。在這幾個相距不久的展覽上，連續出現了死嬰、動物屍體以及種種令人驚悚的行為表演，以致於這段時間的藝術被評論家島子形容為「前衛們的集體無意識逐漸形成了動物的血腥祭壇」。

朱昱在這段時間裡顯得非常活躍，他的《袖珍神學》將一具死屍懸於天花板上，死屍的手中垂下一根很長的繩子，鋪滿整個屋子；《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將死人的腦漿盛放在罐中，放到「超市」裡銷售；《植皮》從自己的腹部取下一塊皮，「移植」到豬肉上。相比之下，《食人》來得更為極端：將死嬰煮熟後當成晚餐食用，這件作品在「不合作方式」的展出現場只做了圖片展示，後來英國BBC在播放這件作品的錄像時，曾經籲請觀眾們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應該怎麼來理解這股暴力颶風？面對眾多的質詢，藝術家們紛紛強調他們從個人的感性經驗出發的立場，換言之，這是他們對生存感受的自我表達。楊志超在《我的行為藝術筆記》裡述及：「儀式化的行為藝術以自我的方式救贖靈魂，還原生活的真實層面，以現場震撼力感染著觀者。暴力並不是藝術家要表現的目的，而是通過這種形式達到對暴力（背）後的反思才是宗旨。」如果以這種內在動機來觀照，情況也許正如栗憲庭在《「對傷害的迷戀」的手記》中所說的，這些行為「源於一些敏感的中國人實際上正處於一種心理崩潰的感覺中──這個世界真的要發生什麼，這個社會存在的一種很恐懼的東西，一種讓人受不了的氣氛，造成我們必須表達的內心積鬱、恐慌、無奈、憤懣、無聊……它撞擊我們的心靈而使我們疼痛難耐，只有通過這種很極端的材料表達出來。」

不過，中國特殊的社會制度與現實容易導致藝術被格外便利地鏈接至政治批判功能，從而獲得作品在主題價值方面的高利潤。十多年後的今天，參加過「後感性」展覽的孫原、彭禹就坦承了他們當時想以極端方式迅速成名的欲望。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數十年間，以班雅明式的「震驚體驗」來挑釁觀眾與社會，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個激進的先鋒派，無疑構成了眾多中國藝術家們的身分夢，而西方當代藝術進程的影響在中國人的這種夢想裡不斷顯示。然而，作為一種次生狀態的演化，很多中國藝術家們的創作邏輯往往並非建立在個人內在風格有機構成的基礎上，在奉行著「拿來主義」的同時，他們希望通過「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實驗產生影響力，近於孤注一擲地確立起個人地位。(...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