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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銅器是先民內心恐怖的表現,在安陽大墓中發現的陪葬人群與犬馬,可知他們生活在極度恐怖之中。此時的中國人雖沒有悲劇,卻負荷了一出生就面對的悲慘命運,一個有文明、有技藝的文化,就自然地把這種生命表達在青銅器上了。因此青銅器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是最受歡迎、最受尊敬的藝術。他們在青銅器中看到中國古代匠師那種恐懼的感覺,是對生命的戰慄的悲劇。中國人用那麼細緻的技藝,高度的審美能力,以一種虔誠的心,來展現自己對生命的感受,最能得到外國人的尊敬。

與中國青銅器類似的古文明產物是馬雅的石雕。只是馬雅文明消失了,無法從後世文化中襯托出它的意義;可是中國文明進入周代,這種以死為中心的創作力逐漸瓦解,開始追求生命正面的意義,也就是生之意義。這象徵著人文精神的開始。

從紋飾上看,青銅器在商代的飾紋是自饕餮面開始。這是一種很可怕的,以大眼睛與大嘴巴為主要特徵的造型。這樣的獸面自遠古的紅山玉器上就看到了,後來出現在良渚的玉琮上,甚至小型的管子上。這是與中國古文化分不開的一種面具,是恐怖文明的象徵。到了商代,出現的動物形象增多,尤其是龍形,所以恐怖感逐漸降低,生之意味逐漸提高,但是不論多少動物,最終仍然綜合為一個兇惡的獸面,即使原本很溫順的動物,在青銅上呈現的仍然有兇相。舉例來說,鴻禧美術館所藏的商代後期的觚之下部,表面上是很多龍形的裝飾,但是從中線看,對稱的圖案卻是一個兇惡的獸面,這種表現方法是其他文化中看不到的。

(左圖)商代後期三羊饕餮紋尊,湖南省博物館藏(© 湖南省博物館)。(右圖)商代後期鳥獸紋觥,美國華府佛利爾美術館藏(漢寶德提供)。

 

然而不可諱言的,商晚期對動物造型的興趣,開啟了中國人對自然的愛好,同時也促成了人文精神的成長。在有些器物上,雖然仍脫不了兇惡的獸面,但卻生動地站立了一些動物,如湖南博物館所藏的三羊饕餮紋尊,圈足上是兇惡的饕餮紋,器腹上就有比較生動的羊面,器肩站著三隻小鳥,增加了些遊戲的心情。在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位在美國首都華府,是史密森博物學院轄下的博物館之一,與亞瑟‧M‧ 賽克勒美術館共同構成典藏亞洲藝術之博物館。)所藏的鳥獸紋觥上,動物甚多,簡直是一個小型動物園,連人都在裡面了。這種精神瓦解了遠古中國人的恐懼,進入文明社會。有些學者喜歡用圖騰的觀念來解釋古代圖案。比如龍,可能是蛇圖騰民族的象徵;鳳,可能是鳥圖騰民族的象徵。說起來很深刻、動人。可是有時與事實不盡吻合。

西周早期卷體夔紋方座簋,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陝西歷史博物館)

 

器物到了周初,裝飾的紋樣,一個最明顯的改變就是鳥紋大量增加,佔了主要地位。可是與鳥紋同時到來的,是龍紋。龍在商代並不特別受重視,到周初,龍幾乎與鳥受到同等重視。因此龍、鳳這樣的主題就進入中國文明了。自青銅與玉器的紋樣來看,很難分辨出周人是鳥圖騰的民族,或商人是哪一種圖騰的民族。我所能看出來的,就是器物裝飾的生動化、趣味化。鳥因會飛翔,是一種比較親切、生動的動物。周人喜鳥,是對大自然看法的改變,並不一定是圖騰。

大家都知道,周初的帝王不再鼓勵喝酒,因此青銅器中酒器大量減少,增加了食器。酒與食比起來,食比較入世,比較近人,是滿足食慾,解決現實問題;酒是麻醉物,使自己脫離現實,得到暫時的超脫之感。到周朝,恐懼感降低,脫離現實的必要也降低,瘋狂的事少做些,理性的光芒就顯露出來了。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一件卷體夔紋方座簋上,隱隱約約還有獸面的影子,可是兩隻夔龍傻傻的模樣太明顯了,它們還有彎曲的身子,兇惡的意味完全失掉,早期的獸面已經被支解了。

(左圖)西周中期「㠱仲壺」。(© 上海博物館)(右圖)西周中期「夆莫父卣」。(© 上海博物館)

周人很喜歡捲曲的圖案。回字式的卷紋在商初就有了,但那是底紋,並不顯著。商代後期,盛行折線形C 字後,夔龍的角與尾都是大型有力的C 字。即使彎進去,也不會超過一圈。龍的尾巴已圈成螺旋形,鳥紋的翅膀也在胸部形成螺旋形。柔軟的曲線形顯示中國人的性格開始軟化了,同時也開始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鳳的文化。西周中葉以後,鳳的形狀開始軟化為一個圓圈,此時的玉器有很多圓形鳳紋,銅器上亦甚普遍,予人以輕靈愉快的感覺。最有趣的例子是上海博物館的夆莫父卣(卣乃古代盛酒器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梁;腹或圓或橢圓或方,也有作圓筒形、鴟鵠形,或作虎吃人形等。主要盛行於商代和西周。)。其實這個時代,不但是鳳紋,即使是開始很難辨識為何物的獸面,也轉變為一些曲紋組成的裝飾紋樣,完全沒有商代那種可怕的模樣。為裝飾而裝飾,也就是為美感而裝飾的線條出現了,這代表人文化的完成。到西周晚期,這種情形更為明顯。

由於圖案象徵的要求降低了,裝飾圖案就簡單化。直到春秋之時,圖案以新面貌出現,而春秋時代至於戰國任何青銅器物上都包被了細緻的紋樣,不論是獸面或龍形,一切都是造成華麗印象的裝飾而已。這時候,在早期歷史中代表驅鬼意義的造型,都已統合在裝飾華美的設計之中了。這時候,立體的裝飾少了,表面的裝飾成為主流。一直到戰國中期,嵌鑲金銀錯發展成熟,人性化的過程才全面完成。

西漢錯金銅豹。(© 河北省博物館)
吳王夫差鑑。(© 上海博物館)

 

戰國時期銅器人文化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動物生動化,這是與圖案平面化同時到來的。表面的裝飾走向平面,特別突出的部分走向立體,這是一種對比的手法,自春秋時期就開始了。上海博物館的吳王夫差鑑上,表面是細紋裝飾,兩邊卻爬著兩隻生動的尖角龍,好像努力攀上沿口,看看鑑中有什麼東西可供飽餐。這種龍不但不恐怖,而且是可愛的。中山王墓(河北省平山縣出土的戰國時期中山國陵墓。出土為數龐大的車馬坑與陪葬墓,並同時發現中山國的都城靈壽古城,發掘出的文物都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特色,與戰國晚期的趙國、魏國文物相近,但又出現許多反映遊牧民族的帳幕構件、具有明顯北方少數民族文化風格的青銅飾品。) 中發現的動物,通身有金銀錯裝飾,即使是虎豹,你也想撫摸它一下,已經完全生動化了。這與中國造型藝術的發展是相關聯的,自是而後,到了漢代,器物就全然功能化。此時以鏡與壺、盆等為主要產物就不足為怪了。有時候,漢代銅尊的支腳,生動可愛,本身就是很好的藝術品。可是,這已經是中國青銅文化的尾聲了。

前文與圖片摘自《金玉藝采:漢寶德談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