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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6 悬挂五色旗的车歪炮台
《嘉陵江畔》,藝術家:吳作人。油畫70 x 100釐米,繪於1938至1939年期間,作者舊藏,現由泰康人壽保險收藏。(圖片來源:《時光收藏者》書籍內頁)

民國旗幟下的長辮子

《懸掛五色旗的車歪炮臺》,藝術家:佚名。紙本油畫21 x 28.8釐米,繪于民國初年,作者收藏。(圖片來源:《時光收藏者》書籍內頁)

這是一張繪在硬紙板上的小幅油畫,既沒有寫出繪製年代,也沒有留下作者的簽名。不過,畫中的景致還是透露出作品的歲月滄桑。

畫作的主要景物是一座炮臺,它坐落在珠江水域之中,扼守著通往廣州的水上通道。前往廣州的船隻行至炮臺附近水域都要車歪(轉舵)駛入通向廣州的航道,因此它被俗稱為“車歪炮臺”。

車歪炮臺建於1817年,落成後只過了二十多年的安穩日子。從1841年開始,這座炮臺屢次遭受戰爭的炮火。兩次鴉片戰爭中,它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或許正是這一緣由,車歪炮臺成為清末外銷畫中的一道風景線。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這幅油畫也是一件清末時期的外銷畫。畫中的五色旗告訴我們,這是一幅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至1928年)的油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土崩瓦解。翌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6月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頒佈法令,確定五色旗為國旗。這面旗幟從上至下由五個平行的色條構成,它們的顏色分別為紅、黃、藍、白、黑,各自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因此,五色旗又被稱之為“五族共和旗”。

與其說五色旗是民國國旗,還不如說是北洋政府的旗幟。因為那時的民國政府受制于北洋軍人的控制,而且五色旗實際上是沿襲了清朝北洋水師的軍旗。

當年,許多人不贊同五色旗的樣式,這幅油畫的作者恐怕就是其中之一。在畫作中,畫家沒有按照袁世凱頒佈的式樣描繪五色旗,而是遵循清朝制定的“滿、漢、蒙、藏、回”的排位,調換了五種長方條色塊的位置。他將代表滿族的黃色長方條放在五色旗的中間,把藍、白、紅、黑四塊長方條分別繪在黃色的上、下兩端。從這些調整可以看出,畫家仍然留戀著清朝時代滿族享有的社會地位。

畫家對改朝換代的抵觸情緒不僅顯露在五色旗中,而且還通過其他方面表現出來。

辛亥革命成功後不久,民國臨時政府頒佈了強制剪辮的法令,要求國民在一定期限內剪掉滿清長辮子,不遵從者按違法論處。法令一下,各地立即掀起一股剪辮的風潮,割剪長辮子成為“革命”和“向新”的標誌。雖然民國臨時政府大力宣導剪辮運動,有些地方甚至實施了強行剪辮的措施,但是仍有不少人拒絕剪掉長辮子。

這幅油畫的作者肯定是一位留著長辮子的滿清遺民。他在畫作中描繪出六個人物。左邊三個人留著滿清長辮子,右邊船上站著的三個人卻沒有繪出頭顱。通過這三個無首的人物形象,畫家表明了自己誓死保衛滿清辮子的決心。為了在畫中抒發情緒,畫家在水面上描繪出四隻飛翔的白鷺,從而給畫作增添了一種清高、冷傲的感覺。

民國替代清朝之後,不少文人對時序鼎革引發的社會動盪和文化失落倍感不悅,其中有些人通過保留長辮、易名改號、稱頌遺民等方式公開表達不滿情緒。這幅油畫恰好就是一件表現“滿清遺民”抵觸情緒的藝術作品,從中我們可以品味出民國初期文化遺民的精神氣質。

吹笛少女

《吹笛女》,藝術家:方君璧。油畫 73 x 60釐米,繪於1924年,國內私人收藏。(圖片來源:《時光收藏者》書籍內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是世界藝術中心。20世紀上半葉,一批中國年輕畫家赴法留學,吸收西方藝術素養。在這些藝術青年之中,有一位年僅14歲的少女,她的名字叫方君璧。

1912年,方君璧跟隨姐姐方君瑛來到法國,先後在波爾多美術學校和朱裡安美術學院就讀。1920年,她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成為該院的第一朵東方之花。1924年,方君璧的作品《吹笛女》入選巴黎美術展覽會,並被巴黎美術雜誌刊載為封面。

我非常喜歡這件作品,尤其是它的造型和色彩。畫中,梳著時髦髮型、身穿中式旗袍的女子是我國著名音樂家方于。她那眉清目秀的面容,在深紫色旗袍的襯托之下,顯得溫文爾雅。而她手中的那杆深色橫笛,更是將畫作點綴出一種平穩、端莊的韻味。

1925年方君璧回國,拜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兄弟為師,學習中國傳統繪畫技巧。涉足國畫之後,方君璧的油畫風格發生了轉變。她將水墨畫特有的墨線融入油畫之中,追求典雅、寫意的效果,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我收藏的這幅《吹笛少女》就是方君璧畫風轉變之後的代表作。

《吹笛少女》,藝術家:方君璧。油畫 100 x 81.5釐米,繪於1960年,作者收藏。(圖片來源:《時光收藏者》書籍內頁)

畫面中,兩位元少女身著傳統服裝,寬鬆的上衣和過膝的長裙襯托著手中的橫笛,使畫作飄逸著一種優雅、清悠的感覺。

粉衣少女面向畫外,相貌清秀、甜美。藍衣少女側面而坐,身姿優雅、端莊。兩位少女的形象用墨線勾畫輪廓,表現出淡雅的東方藝術情趣。

畫作以淺綠色為背景,給人一種清新的感受。藍衣少女頭髮上的紅頭繩和身下的紅墩椅,調節著畫面的氣氛,使畫作顯得既輕鬆活潑,又不失清高雅致。

構圖方面,人物造型偏重於畫幅的右側,左側借鑒傳統繪畫的“留白”手法,醒目地展現出深色的橫笛和吹笛少女的纖纖十指。

這是一幅漫溢著青春魅力和東方秀美的油畫。在形象和色彩的營造下,我們似乎可以從畫面中領略出柔美清澈、圓潤悠揚的笛聲,享受到一種優美典雅的意境。

重慶大轟炸

《重慶大轟炸》,藝術家:吳作人。油畫 80 x 100釐米,繪於1940年,作者收藏。(圖片來源:《時光收藏者》書籍內頁)

西方現代美術史記載了不少以戰爭為題材的畫作,其中以三幅油畫最為著名。第一幅是畢卡索創作的《格爾尼卡》。這件作品表現出,1937年德國空襲給西班牙小城格爾尼卡帶來的死亡、恐怖和絕望。第二幅是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傑作《希阿島的屠殺》。這幅油畫呈現出,1822年奧斯曼帝國士兵屠殺希臘平民的悲慘場景。第三幅是西班牙畫家戈雅繪製的《槍殺起義者》。此畫描繪出,拿破崙雇傭軍屠殺西班牙起義者的場面。這三幅傑作雖然風格不同,但都表現出人間最野蠻、最恐懼、最悲哀的場景——屠殺。

中國現代繪畫史中也有一件以戰爭為題材的名作,它以風景畫的形式,記載下二戰期間日軍對平民百姓的一場血腥屠殺。此幅名畫的繪製者是吳作人,畫作表現的那場屠殺就是抗戰時期震驚世界的重慶大轟炸。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侵略軍在數月內攻佔了北京、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移駐重慶宣言》,正式宣告將首都由南京遷往重慶。與政府隨行的,還有學校、醫院、兵工廠、金融機構、以及大批難民。此後,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陪都。

為了摧毀中華民眾的抗戰意志,迫使中國政府繳械投降,日本軍部將中國陪都重慶確定為“戰略轟炸”的主要目標。從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持續對重慶實施了長達五年半的航空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記載,在五年半的空襲轟炸中,日軍共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下炸彈21,593枚,炸死近12,000人,炸傷14,000多人。

日軍飛機狂轟亂炸,爆炸聲浪震耳欲聾。古老的重慶山城,在爆炸中微微顫動。但是,重慶軍民的抗戰決心,從未有過一絲動搖。轟炸聲中,地下兵工廠繼續生產。空襲之下,醫務人員在防空洞裡搶救傷患。敵機剛剛飛走,消防車馬上疾馳救火,渡輪立刻起錨開運。房子倒了,再蓋。橋樑塌了,重建。道路斷了,再鋪。重慶山城不會倒塌,中華民族不會倒下。

重慶民眾不屈不撓的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博得了國際社會的讚譽。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致函重慶市民,對他們在空襲中表現出來的堅強意志,給予了高度讚揚。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發出了對重慶的感慨:“日本已經投下了好幾萬磅炸彈和燃燒彈。雖然這些彈藥都具有強大的爆炸力,但它們無法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

重慶成為陪都後,剛剛攜妻回國的吳作人,隨中央大學遷移到這座山城。重慶大轟炸給這位畫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39年11月,吳作人的妻子生下一子。但是,這個孩子沒有給吳作人帶來任何快樂。由於空襲受驚,吳作人的妻子腸胃嚴重痙攣,無法進食,分娩不到一個月,便離開了人世。因為食物短缺,剛剛降世的小生命,不久也隨母親而去。吳作人不僅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他的住所在一次空襲中變為殘垣斷壁,他的很多畫作也隨之化為烏有。災難一個接一個地打擊著吳作人,悲憤淤積之下,他的左眼一度失明。

空襲摧毀了吳作人的家,但無法撼動這位畫家的意志。戰火中吳作人堅持繪畫創作,將抗日將士的浴血奮戰和同胞們的悲慘經歷,記錄在一幅幅畫作之中。

1940年8月19日和20日,日軍飛機晝夜空襲重慶。兩天內,日軍出動280多架次飛機,投下800多枚炸彈,炸死平民342人,炸傷360餘人,整個重慶市區大火熊熊,街道幾乎無法辨認。

8月20日敵人飛機空襲時,吳作人恰好在野外寫生,他隨即在速寫本上記錄下這一慘烈的場景。之後,根據這張寫生,吳作人創作出油畫《重慶大轟炸》。

這幅油畫採用高視點構圖,將長江、嘉陵江和重慶山城優雅地展現在畫面上。蜿蜒起伏的山巒延至天邊,消失在藍天白雲之間。畫面風景色彩柔和,富有韻律感,展示出瑰麗的祖國山河。然而,日軍空襲留下的滾滾黑煙打破了優美的畫面。江河兩岸一片火海,灰色煙霧將藍天白雲籠罩在悲慘的氣氛之中。但是,這種悲慘氣氛並不是作品表現出來的唯一感受。

在映著火光的江面上,遊弋著四艘船隻。其中一艘渡輪正在開足馬力,拖著滾滾濃煙,奮力逆流而行。與沖天的滾滾濃煙相比較,這些船隻顯得很渺小。然而,正是這幾個小小的景物為畫幅增添了激動人心的氣氛,它們象徵著重慶軍民堅忍不拔的精神,使作品的格調從悲慘轉為悲壯。

這件畫作構圖簡單,卻將淒慘、悲憤、頑強等諸多情感交織地表現在畫幅上,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它不僅記錄下戰爭的慘劇,更昭示出中華民族在逆境中表現出來的堅強節氣。

為了配合宋美齡訪美,在美國著名政治家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策劃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於1942年11月11日至26日舉辦了一場表現中國抗戰的畫展。參展作品全部出自中國藝術家,其中就有吳作人的《重慶大轟炸》。

這次畫展在紐約引起轟動,《紐約時報》和《時代週刊》等美國重要報刊對畫展作了報導,其中特別提及《重慶大轟炸》等作品。畫展結束後,這批作品被送往美國其他城市巡迴展出。巡展中,許多作品被當作義賣品出售,義賣所得款項全部用於購置抗戰物資運往中國。《重慶大轟炸》也在這批義賣品之中(標價為600美元),並從此去向不明。

46年過後,也就是在1988年,《重慶大轟炸》悄然出現在紐約的一次拍賣會上,被藝術品經紀人吳爾鹿購得。之後,他通過畫家王征驊,將《重慶大轟炸》的照片轉交給吳作人。看到自己40多年前的作品,皓首霜須的吳作人百感交集。他在覆信中寫道:“你問及《重慶大轟炸》,這是1940年的作品,是日寇侵華的鐵證。我當時正在重慶長江對岸的高坡上,正好我隨身帶有速寫本,當即記下敵人的毀滅人性的屠殺。這畫從四十年代初就以為佚失,因為在歷次炮火和動亂中,前後我損失了不少作品。想不到這幅侵略慘景竟在海外流傳。”

美國華盛頓國家畫廊創辦者安德魯·梅隆家族的後代柯瑞·梅隆(Currier Mellon)得知此畫的故事後,花費重金將《重慶大轟炸》納入他的收藏。1999年柯瑞因病去世。作為遺產,《重慶大轟炸》于2002年重新回到拍賣場上。時機可遇不可求,我沒有讓他人在我眼前把這幅畫拿走。從那之後,《重慶大轟炸》就成為我油畫收藏之中的一件瑰寶。

在我心目中,《重慶大轟炸》不僅是一件傑出的藝術品,更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能夠與這件抗戰紀念品結緣,我深感榮幸。


(本文節錄自《時光收藏者:品味中國藝術三百年》一書第四章部分段落)

《時光收藏者:品味中國藝術三百年》

作者:劉綱

收藏是一種非常個人性的行為;
但是在這本書裡,所有的收藏,卻意外地成為一種「大歷史」。
而且是一個民族的近代史、現代史與當代史。

本書收羅的藏品,時間橫跨清中期到二十一世紀,作者書寫了一段段可能曲折、可能快意、可能悲愴的藏畫故事,揭露畫布背後,原本要被遺忘,或刻意被抹除的曾經。在書中,藝術品扮演起一面面社會的多稜鏡,紀錄與閃耀那一場場徹底真實、絕非虛構的微劇場,在真實無法被客觀對待的年代裡,讓藝術代替歷史,一代代的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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